：“这个我只提供翻译原本和资料，这我不适合。你师娘主笔吧。”

　　对于科学，黄彬认为英语和希腊语都是指专项技术，因为和我国古代的医学中分科教学的方法很像，所以日本人在翻译的时候翻译成为科学。但是从康有为到现在领袖，把科学的定义给外延了，也就是把广泛意义上的知识叫做科学。

　　黄彬认为这搞混了，因为西方语系中，把知识的部分，叫做智慧学，后来很长时间被翻译成为哲学，这也包括了达尔文的给哲学或者智慧学下的定义。

　　在这中国知识，是指广泛的认识和感悟。但是哲学就不一样，哲就是指讨论过后得到大家认可，篆刻下来，用来传承的学问。从这方面来说，哲学更加接近达尔文和领袖给“科学”下的定义，所以也有人把哲学又反过来翻译成为社会或者人文科学。

　　黄彬认为应该要区分清楚，科学只是分科而学的教育和学习手段。哲学才是确定公理和定理的学问。

　　这种争论，其实最早是因为黄彬认可梁教授对于建筑和营建两个词的区分，并进一步，把西方的建筑学叫做“建筑技术”，把包含有规划设计的建筑规划知识，叫做“营建学”。

　　之后就是一系列对于前人翻译的纠正。比如西方民主制度，应该直接翻译成为“抽样政治”和“选举政治”，西方民主就翻译成为“私权”，它和“公权”对立。这本来就是西方语系中，这些词语的本意，该是什么就是什么。你不能直接拿中国的民主定义去套西方的那些定义，弄得好像东西方民主涵义是一样，而西方的定义更先进。但事实是，刚好相反。

　　黄彬总是拿梁教授的做筏子，来纠正这些定义，一发不可收拾。所以梁教授是一点也不想涉及其中。

　　林徽笑道：“我可以署名，但是文章得你自己写，而且我有最终修改的权利。”

　　黄彬笑：“可以。不过我只会学说明书或者报告，不会学什么论文。”

　　“你写出来，交给我就行。”林徽也知道黄彬很不耐烦写引经据典的论文，他写的文章看起来就是报告。

　　梁教授忍不住教训道：“你就是太懒，白费了聪明的头脑。

　　”

　　文连昌过来的时候，问了一些情况。他怕自己说不清楚，就把土地改革小组的组长和农林局的局长也请了过来，一起到了“教授院”。

　　梁林两位教授可是在京城有着公职的人，并非是简单的学问家。加上这是找上了军代表，让过来的三个人都很紧张。

　　三个人走进会客厅的时候，来告状的人就跪在地上。文连昌只能把他扶起来，然后请何敏把两位教授与黄彬请过来。

　　事情其实说起来并不复杂，土地改革领导小组在各村选出了农民代表，通过农民大会和农民代表大会，来进行土地改革。土地改革原则上是按照新颁布的《土地改革法》，但是荔浦县又在土改法的基础上制定了一个土地改革实施细则。细则虽然规定了土地公有和使用权分配原则，但是是否把土地公有，农民大会有建议的权利。

　　来告状的自己没有什么耕地，但是有一大片茶山。他很早就支持政府工作，算是一个开明绅士。而且跟来的小伙子可是在桂林读书的高中生，他读过《土地改革法》之后，就劝父亲把耕地全部退掉，然后以经营茶厂而保留茶山的名义，保住了大部分的茶山。因为土改法上有明文规定。

　　问题就出现在了农民大会的身上，农民大会认为茶山面积太大，而且茶山中间间隔有一些种植粮食的土地，所以应该收归国有，并把茶山折成生产粮食的土地进行分配。

　　这个告状的人自然据理力争，结果农会又拿出了荔浦县的实施细则，认为应该收归集体林场，集体经营。反正就是不让地主好过。于是他们就来找据说是制定土改实施细则的黄彬来了，这中间当然有下面的官员故意推卸责任的情况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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