吴涵是等黄彬讲完,才道:“我们的史书错漏的地方很多,西方并不承认。”
黄彬道:“我们的史书记载是一代代记录下来的,是很确凿的证据。就算是有错,那也要西方拿出同时代可信的证据来证明我们错了。据我所知,西方目前拿不出来。”
黄彬转向郭开贞道:“特别是敦煌的文书,我们要尽量想办法追回来,而且现在不能再遗失了。那些文书与我国的历史相印证,能够说明很多问题。而且如果我们能够证明,从德国到我国都是一个文化系统,好处有很多,这个不用我来讲。无非就是一个以谁为中心的问题。让历史说话就行了。”
话题到了这里,基本上就结束了。
郭开贞实际上搭建了一个如何贯通东西方哲学桥梁,而黄彬给出了具体如何贯通的一种方法。而且也只是其中的一种方法。
实际上,领袖已经在马恩哲学之后,利用矛盾论和实践论构建了属于东方的社会主义哲学,如果再算上黄彬今天提出来的史学和经济体制学说,基本上就算是完成了东方特色的社会主义学说。
这也是领袖没有反对的原因。
吴涵本人是什么态度,很难说清楚,但是他动了不少推波助澜手脚。郭开贞则很技巧地进行了调和,哪一方都不得罪,都不影响他为双方进行宣传和下一步的研究。所以要说高人,郭开贞才是真正的高人。
剩下的时间,主要是讨论殷商时期存在人殉制度,为什么是封邑时代,而不是奴隶时代。
黄彬认为既然一个时代的起源要提前一两个时代,那么人殉制度也会推迟一到两个时期。殉葬制度到了世家时代已经不用人而是用俑。后来有一两个事件,也非常少。
在殷商之前的墓葬因为工具的落后,一般都埋藏浅,容易被破坏,所以发现就少。而且因为化为了泥土,也不被人重视。但是还是可以通过土质和泥土的颜色不同进行区分。这需要更加精细地对土壤进行化验和保护技术。
而商朝之后,不用人殉,也说明商朝是奴隶制度特征的晚期了。
再就是,对于古代对于奴隶的称呼,那就是没有称呼。古籍记载的民、士、姓都不是指底层人民,而是指封邑主,最差也是家臣。是到了商鞅时期,解放了奴隶之后,才把一部分从事农业的奴隶,叫做农,把一部分取得身份的叫做农民。而在《商君书》中,凡是单独提到民的,都不是指农民,而是指封邑主。
而在封邑主时期,封邑虽然是社会的主流经济模式,但是出现了类似于现在的“公司”制度,就是家臣制度。家臣已经具有了相当高的自主权,所以才会发生三国分晋的现象。除了家臣,还有逃到封邑之外,不受封邑主管辖的野人,他们已经不是奴隶,而且人数不少。而这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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