等于官僚阶层对于土地和其附属资源的占有，或者某个小集体占有。这和封邑士大夫阶层对于封邑的占有区别不大。已经接近于私有制。我国对于私有制的革命是从商鞅开始的。商鞅以国家所有的形式，事实上剥夺了封邑主对于井田之外的所有土地资源的占有。”

　　“那难道不是皇帝占有？”

　　“皇帝并不能事实占有，而且这些土地，老百姓拥有了自主开垦的权利。所以从理论上，我国从商鞅时期开始，就实现了绝大多数的生产资料共有，因为那时候，井田的面积非常小。到了汉武帝时期，出现了官有和私有开发这些公共资源激烈的争论，这就是《盐铁论》。但是不得不承认，官有也是公有制的一种形式，因为官有收益用来了国家公共事务。”

　　“但是绝大多数用于了皇帝和官员的个人挥霍。”

　　“准确来说并不都是。绝大多数时期，这部分的收入用来了国家公共事务，汉武帝利用这笔财富击败了匈奴。当然后来几次反复，都是公有和个人占有的争夺。每一次对于公共资源的分配出现极不均衡的时候，就是朝代更替的时候。而这正说明了公有制的重要性，和私有制的破坏性。”

　　黄彬叹了口气：“我们现在用的都是西方的概念。其实我认为我国从商鞅时期就已经脱离了封建社会，开始了公有制的实验。《周礼》讲的大同社会，就是一个理想社会模型。当然因为时代的局限性，公有制经济经过了很多种模式的实验和演进，大多数都失败了。但是不管怎么样，公有制成分在增加。”

　　“你能举例吗？”田秘书问。

　　“当然，其中对于绝大多数的生产资料进行公有，比如山川森林河流湖泊以及大部分的草场。把私有制限定在农田上。这是我国历代采取的普遍办法。西方不同，仍然是土地以及土地附属物包括上面的人，全部私有。苏联确实进了一步，采取了共有制。但是缺陷我前面已经说了。”

　　田秘书沉默着，不说话。

　　“在我国，凡是一个朝代的开始，都是公有比例较大，而私有比例较少，比如公田，营田，屯田，兵户。但是随着统治阶层的腐败，土地兼并和对公有资源的占有达到极致，社会分配不公达到了极致，政权就开始崩坏。不过即便是如此，在私有制度基础

　　上，我国仍然产生了以家族为单位的部分公有经济特征，比如族田，族产等等。”

　　田秘书仔细思考了一下道：“虽然我承认这些经济组织形式有公有制特性，但是却都有着严重的缺陷。”

　　黄彬点头：“是的，这个我承认。但是我不认为西方公有制实践比我们要好，以苏联为例，还处在官有经济初级的阶段，其公有制形式也比较简单。所以我们应该研究我国历史上出现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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