糜竺的粮种诸物络绎送到。
田地、劳动力这两块儿的组织工作也在有条不紊地进行。
荀贞遣去外郡的使者们,有的去的近的,也开始陆续回来。
回来的这些使者们皆带来了各郡太守的回信。
不但徐州的日子不好过,各郡的日子也都不好过,除了汝南等寥寥几个家底厚实的大郡答应借给荀贞一些粮种、耕牛、农具等物,其余的郡国大多婉拒了荀贞的请求。
拒绝也没关系,反正有了糜竺、糜芳的大力相助,广陵屯田所需要的物资已经预备得七七八八,差不多了。
荀贞又备下礼物,再写书信,令这些回来的使者们再返去各个郡国,或向肯借给物资的郡国如汝南郡表示感谢,或只是单纯地回复那些郡守国相的来信。
一来二去,和这些郡守国相的线也就搭上了。
这天,从洛阳传来一个消息。
却是袁绍把司隶校尉的符、节悬挂在上东门,离开洛阳逃奔去了冀州。
这个消息是曹操传来的。
曹操在信中说:“袁本初颇是后悔没有听从你当日的劝告,未能在董卓刚到京时起兵击之,如今董卓先使吕布杀丁原,并其部曲,继以财货为诱,又把故大将军、故车骑将军的旧部召入到了他的麾下,更又以官职财货赂买北军、西园各部,而他留在河东、河内等地的主力也都已经络绎开到了京都,其势已成,不可阻矣!袁本初虽悔无及,面此窘境,而今亦无善策相对,迫於无奈,不得不挂印北遁。”
袁绍北上冀州,一个是因为董卓“其势已成”,通过先后兼并丁原部的并州兵、何进和何苗的旧部,以及收买西园、北军的诸将校,加上他的本部主力络绎开至京都,现而今他在洛阳已经是“一支独大”,单论兵力,已然是无人可以再压制他了,袁绍的政治资本虽然远远比他雄厚,但“秀才遇到兵,有理说不清”,一百个公卿大臣也比不上十个披坚执锐的精锐虎士,正如曹操所说,袁绍虽然对此十分后悔,后悔没有能听荀贞、鲍信等人的劝告,以至坐视董卓做大,可却也是“无善策相对”,无可奈何,只得离开洛阳,北上冀州,以图它策。
这个是袁绍离开洛阳的根本原因。
此外,还有一个次要原因,或者说是“导火索”。
这个“导火索”就是董卓有意废立天子。
在因为得不到袁绍的同意,荀贞、鲍信等有一定实力的主战派而不得不陆续离开洛阳之后,董卓放开手脚,恩威并施,或杀或买,一举兼并、控制住了洛阳的各部驻军,彻底掌握住了洛阳的兵权,兵权一到手中,这“脚”自然也就立住一半了,——为何说是“一半”?因为只有“兵权”,没有“政权”,不能算是“立稳脚”,要想立稳脚,“政权”必不可缺。
“政”与“兵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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