第一更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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“士”作为一个阶层,最先诞生在春秋时代。
经春秋、战国、前秦、前汉至今,“士风”总体上一脉相承,士子们都有着强烈的忧患意识和社会责任感,并对政治十分的热切,但如果细分下来,在各个时代,却也有着明显的不同。
先秦时期的士子们指点江山,激扬文字,万丈豪情,是“志於道”的。道之所在,虽千万人吾往矣;道不行,则乘桴浮於海。孟子所云:“民为贵,社稷次之,君为轻”,有着铮铮的铁骨和独立的人格,虽然对政治很热切,但大多只是把政治视为施行道的手段,并不谄谀权势。
入前汉以来,在初期,士子们还是颇有战国士风的,然自从孝武皇帝以后,因为政权的稳定和思想上的变化,整体上的“士风”渐渐地就从“志於道”转向了“从於王”,对“道”的坚持也转变成了对“功利”的追求。
两汉之士子,多不讳言功利。
班超投笔从戎,在做小吏的时候口出豪言:“大丈夫无它志略,犹当效张骞立功异域,以取封侯”,直言大丈夫的志向应该是“取封侯”,在被人嘲笑后,他更又说道,“小子安知壮士志哉”?又如汉武帝时的主父偃,说“丈夫生不五鼎食,死则五鼎烹”。又如本朝跋扈将军梁冀的曾祖父梁竦尝登高远望,喟然叹息,说,“大丈夫居世,生当封侯,死当庙食。如其不然,闲居可以养志,诗书足以自娱,州郡之职,徒劳人耳”。连“州郡之职”都看不上眼。
这种对功利的追求,贯穿两汉,也因此形成了汉人强烈的进取精神。
到了本朝,在崇尚利禄之外,与前汉相比,又有了一个明显的区别,即在光武皇帝的大力倡扬下,士子们尤其重视名节。“汉自孝武表彰六经,师儒虽盛,而大义未明,……,光武有鉴於此,故尊崇节义,敦厉名实,……,而风俗为之一变”。“重名尚节”遂逐渐成为士子们的风尚,士子竞相以名节标榜,刻意追求。这种风尚发展到最后,就自然而然地出现了“党人”,出现了品题人物的“清议”。
随着政治的越来越黑暗和百姓的越来越民不聊生,到了近年以来,士风又开始了变化。
士子们或者“向盛避衰,交游趋富贵之门”,完全抛弃了士子该有的节操,投身权势,与宦官、外戚同流合污。或者随波逐流,尸位素餐,唯以“升迁”为目的,唯以权势为追求。或者还保持着良知,但却出於种种原因不能不向权贵低头。这三者之间,随波逐流的占了主流。
在这三者之外,又有不肯或不能出仕的,在这大变革之时代,他们隐居不出,或以处士自居,修身养性,或以狂生自谓,达生任性。前者不必说,后者认为“人生易灭,名不常存,而优游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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