一个学生判了不及格,而这个学生是投入战斗的积极分子。这个年轻人当着所有人的面骂了他,并用一把枪对着他——这不是他跟我讲的,而是一个熟人讲的,这个人当时也没在场,也是听人说的——这时候,彼得罗不慌不忙地把不及格的分数写上,把学生证还给那个男生,然后他清清楚楚地说:“您要么现在开枪,要么赶紧把武器拿开,因为过一分钟,我一从这个教室出去,就会去告您。”那个男生拿着枪,一直对着他,过了很长的几秒,他把枪放进口袋里,拿起学生证跑开了。过了几分钟,彼得罗去了警察局,那个学生马上被逮捕了。但事情还没结束,那个男生的家长,不是直接和彼得罗,而是直接和彼得罗的父亲沟通,让他父亲说服他收回起诉。圭多·艾罗塔试着说服他儿子,他们通了好多次电话,每次时间都很长。让我吃惊的是,在通话过程中,我听到老艾罗塔教授失去了耐性,抬高了嗓门,但彼得罗毫不让步。直到最后,我很激动地问他:
“你意识到你在做什么吗?”
“那我应该怎么做。”
“不要把关系搞得那么紧张。”
“我不明白。”
“那是你不想明白,你和我们在比萨时的某些教授一模一样,就是那些最让人讨厌的教授。”
“我不觉得。”
“这是事实。你已经忘记了,我们当时多么努力才能通过那些没用、也没意思的考试,简直是白费力气。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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