后来,我和孩子相安无事地过了几个月。黛黛在她第一个生日时,学会了走路:她父亲蹲在她前面,对她拍手,她微笑着松开我的手,摇摇晃晃向她父亲走去,她的手张开着,嘴半张着,就好像啼哭了一年之后,她终于到达了幸福的终点。从那时候开始,她晚上睡觉开始变得安稳,我也安宁下来了。我的女儿和克莱利亚在一起的时间越来越长,我的焦虑缓和下来了,我获得了一些个人的空间,但我发现,我一点儿也不想劳神工作,就好像经过了一场漫长的疾病,我迫不及待地想待在户外,享受阳光和色彩缤纷的生活,走在挤满人群的街道上,欣赏橱窗里的商品。在那个阶段,我自己有很多钱,我给自己、孩子还有彼得罗买了很多衣服,我给家里买了很多家具和摆设,我从未像那时候那样随便花钱。我想要打扮自己,要和一些有意思的人见面谈话,但我没能和任何人建立联系。从另一个方面来说,彼得罗也很少带客人来家里。
我试着慢慢恢复以前的生活,也就是一年之前的活跃状态,但我意识到,家里的电话很少响起,而且打给我的电话也越来越少了。我的小说在褪色,人们逐渐也对我失去了兴趣。经过那个狂喜的阶段,随之而来的是担忧,有时候是抑郁。我问自己该怎么办,我又开始读近现代文学,我经常为我写的小说感到羞愧,相比其他作品,我的书显得很轻浮,也很传统。我把新小说的笔记放在一边,因为内容太类似于之前作品,我努力构思一些能反映现在动荡的社会现实的、有分量的作品。
我非常羞怯地给《团结报》打电话,我还想着给他们写文章,但我马上就明白,我写的那些东西编辑已经不喜欢了。我失去了自己的领地,我的信息太少,没时间去参与那些正在发生事件并将它们讲述出来。我只会写一些优美、抽象的句子,我不知道要在哪份报纸,向谁展示出:我赞同对意大利左翼党派和工会组织的严厉批评。现在我很难解释当时我为什么要写那些东西,或者说得更具体一些,尽管我很少参加这个城市的政治生活,尽管我很温和,我感觉自己越来越受一些极端思想的吸引。我这么做是因为偷懒,或者因为我对于进行调和的做法失去了信心。从我小时候开始,我就很熟悉,我父亲在市政府里,利用那里的漏洞,暗中获得一些利益,或者说,我切身体会到什么是贫穷的生活,我感觉有必要铭记自己经历的一切,我想和下层人民站在一起,和他们一起斗争,推翻所有一切。或者因为我参加的那些零散的政治活动,我努力写的请求和呼吁都没有人在意,我希望发生一些大事件——我用过这种表达方式,我经常说这样的话——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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