工厂,在所有的工地上,一旦有老板乱来,工人有风险,我们就叫埃莱娜·格雷科来,她会给她的朋友们打电话,给劳动检查员打电话,告诉天堂里的圣人,这事儿就解决了。”
他从来都没用过这种语气和我说话,即使是我还是一个小姑娘,觉得他年龄很大,已经俨然一副政治专家的时候,他也没有这样对待过我。我觉得受到了冒犯,我正要回答他,但是娜迪雅插了一句话,就把我排挤在外。她用那种慢悠悠、很嗲的声音,对莉拉说话,就好像和我没什么好说的一样:
“那些劳动检查员没什么用,莉娜。他们是去了索卡沃的工厂,他们做了记录,但是后来呢?工厂里一切都照旧。这时候,出面的人倒霉了,那些沉默的人会收到几里拉的补偿,警察攻击了我们,那些法西斯分子来到楼下,他们打了阿尔曼多。”
她还没有说完,帕斯卡莱用比刚才更强硬的语气对我说,声音更大了:
“你跟我们说说,你他妈到底解决了什么问题。”他说这句话的时候,非常痛苦,带着一种真实的失望,“你知道意大利现在的情况吗?你对于阶级斗争有概念吗?”
“别大喊大叫的,拜托了。”娜迪雅对他说。然后她对着莉拉,几乎是在絮语:
“你不应该丢下自己的同伴。”
莉拉回答说:
“无论如何,我们都会失败。”
“也就是说?”
“在那里面,靠发传单,或者和法西斯打架是无法取胜了。”
“那怎么取胜?”
莉拉不说话了,帕斯卡莱这时候对着她,一字一句地说:
“要靠动用老板的好朋友吗?不管其他人,得到一点钱就可以了吗?”
我这时候忍不住说:
“帕斯卡莱,别这样,”我在不由自主也抬高了嗓门,“你说这些话,是什么意思?事情不是这样的。”
尽管我脑子里一片空白,不知道要怎么组织语言,但我想解释,想让他闭嘴,唯一一句在我嘴边的话,在政治上是行不通的,那就是:“你为什么这样对我,你现在可以把手放在这位有钱人家的大小姐身上,你就觉得自己了不起了?”但这时候,莉拉用一句出人预料的、不耐烦的话阻止了我,让我非常迷惑。她说:
“别说了!莱农,他们说得对。”
我觉得很难过,他们说得对?我想反击,我想对她发火,她到底想说什么?但这时候,加利亚尼老师回来了,能听到楼道里响起了她的脚步声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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